从1807年伦敦传道会传教士Robert Morrison踏上中国的领土到1953年中国内地会传教士Arthur 和Wilda Mathews 的离开，中国154年的历史舞台中上百名来自各个国家的传教士曾在此生活过、工作过。或许他们的足迹我们已不能如实复述，或许他们的名字我们已不能一一念诵，但其中一位来自美国长老会的叫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的传教士却在一百年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他的真知灼见，即便放到21世纪的今天，仍令我们感叹不已。
丁韪良，一位在中国生活逾六十载的美国传教士（1850—1916，其间有四年时间不在中国），将他的原名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改成了中国名字，并取字“冠西”。在查询学校和地方图书馆馆藏史料无果的情况下，我大胆地猜测这位清末在华外国学者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定怀揣着一种希望或者说是一种信念，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希望将中国、中国的文明、中国的文化介绍到西方，成为一个融贯西中的西方人。
认识丁韪良，是在沈弘教授的课上。沈教授对在华传教士的研究仅以丁韪良的研究为例，我在谷歌搜索中输入关键字“丁韪良”，搜索结果为 17,800，而输入“丁韪良 沈弘”，搜索结果为 54,900，足以证明沈教授的研究成果之丰硕。在沈教授的讲授中，丁韪良曾任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他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学，对晚清中国社会有微细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著有《花甲记忆》、《中国觉醒》和《汉学菁华》等。而且丁韪良这三本著作均由沈弘教授亲自参与翻译，并定稿。
由此，开始了我对这位清末著名汉学家的著作《汉学菁华》与《中国觉醒》的阅读之旅。丁氏在他的字里行间引领我们穿越了中国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他的文字的意思不仅仅是对他六十二年中国生活的总结，而是他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华帝国的文明，纠正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与歧视的历史佐证，对我而言，更为主观的意义是他唤起了我的爱国之情。
清政府迂腐、落后的思想导致中国的国门的敞开不是自由贸易的结果，而是西方的船坚利炮轰鸣之下的彻底催跨。蓝眼睛、卷头发的西方人多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六十二年与中国的联系，丁韪良谙熟中国各阶层的社会经济生活、宗教信仰、行为风俗、语言文化、政治制度等。1901年问世的《汉学菁华》，纪录了丁氏观察、分析中国人内在精神生活、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内涵及包括科举考试、国子监、翰林院与京师大学堂的等问题的中国教育定位的心路历程。而于1907年首版的《中国觉醒》一书介绍清末的地理、人文以及中华几千年文明史的同时，着重描述了作者所亲身经历的1902—1907年间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和改革，并试图解释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书名取自《汉学菁华》的序篇“中国的觉醒”，可视为前一书的赓续及补充。两书均表达了丁氏对于中国光明未来的极大期盼。
在一百多年以前的这位西方人的内心深处，“中国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最伟大运动的舞台。……它所承诺要做到的事情是让这个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最保守的帝国得以彻底的振兴。”
“中国是一个具有无穷精力之民族的故乡，它如今之伟大和未来之繁荣都足以令人仰慕不已。……用蒸汽和电力将这个庞大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凝聚在一起时，我们很难想象它未来将会变得多么强盛。”
“假如能去掉对中国人民心智的禁锢，并鼓励他们去自由地发明和想象，谁又能怀疑这个曾经发明过罗盘的国度也许哪天就会产生一个牛顿或爱迪生呢？”
“所有的改革都归结于新式的教育，而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开展了教育改革。……只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就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据一个主要的位置。”
丁氏语言中蕴含的文化信息以及渗透的精神力量无不让我由衷敬佩这位包涵学识而又富有政治远见的西方人。他对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在百年前就做出了自己的预测。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一位中国人，我心中除了油然而生的敬佩之情外，对自己国家爱、民族的责任感也不禁而生。丁氏对中国人的了解与同情，对晚清社会细致入微的观察、特立独行的思辨，以及对中国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的审视。正是这种对汉文化的热爱与对中国独特地洞察，丁氏当初笃信的传教信念已被更为崇高、更为远大的信念而替代，那就是全然融入中国文化，又将中国文化带回西方的强大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良知心。
中国正处在走向富强的变革时期，责任感与良知心是关系国家转型是否成功的内聚力，而历史观与文化素质是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所有现象只是浮夸在表面的泡沫，真实的数据与事实的真相永远沉在深不见底的渊谷。当经济危机来临，几乎所有的国外媒体都指责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时刻，丁氏又在百年前以他比其他西方汉学家更为深刻的中国文化了解，比绝大部分西方人更为深厚的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同情心，用他富含历史的眼光和充满哲学思辨的语言传达着他对中国、中国人民的信心，“这种思想互动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相互间的思想理解。假如中国要成为文明国家中的一员，西方人就必须理解作为中国历史和生活基础原则的中国思想。作者将《汉学菁华》一书奉献给英语世界的公众，也正是希望推进这种理解。”
汉学家、教育家丁韪良在这两本书中的语言早已超出了语言本身，字里行间是他对于不是自己祖国，但确实是他的故乡——中国的热爱。他传播一种百年思想，那就是，爱国家并不是一种空谈，而是对于国家文明的骄傲，对于国家变革的信念以及对于国家富强的贡献。1868年10月，丁韪良曾在美国远东学会上作过一个著名的演讲，题目就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之后，他对这篇演讲稿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并将经过改写的文章以《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为题，作为《汉学菁华》（1901）这部书的序篇。我将以他其中一段话作为我的结尾， “中国人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在其漫长的民族生活中是停滞不前的。中国人的民族心态随着时代的变更也在不断地前进，尽管并不总是直线前进，但我们认为每一个朝代都记录了确凿无疑的进步，就像北极的黎明那样，东方天际的第一抹曙光会消失好几个小时，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明亮的曙光，就这样周而复始，在经过几个黑暗的轮回之后，日出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